从南湖到太平洋

 

本文献给我的母校 – 华中农业大学

 

 

那是1978年初, 一个晴朗的日子,21岁的我怀揣华中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武昌狮子山。 这里处处苍松翠柏,鸟语花香。  我很好奇,进了校门竟情不自禁地延着小路朝山上走去。  我快步登上了狮子山, 烟波澔渺的南湖, 蜿蜒起伏的山峦, 尽收眼底。  我站在开满金色野菊花的山坡上,心也醉了:  我上大学了! 这不是梦。  我转身心花怒放地朝山下跑。 一边跑一边想: 山下就是学生区, 那儿一定都是些白净脸,带眼镜的大学生。  那样的大学生在我这个知青的心里就象太阳一样。

我跑下山来,没见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一个人。 空荡荡的大操场长着没人深的荒草。 我来到报到处, 看到好多来报到的新同学。 唉!没有一个白净脸,带眼镜的。  无论男孩女孩,一个个晒的黑里透红。 看来, 他们和我一样, 也是刚刚放下锄头。  历经十年文革,农学院早已没有了一个学生。 现在,我们这几百个凭“过猜”考上来的新生就成了这校园的唯一主人。  此刻,我不由低下了头, 怎么也不能把自己和“大学生”连在一起。  我报到后,提着行李, 糊里糊涂地跟着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子来到指定的女生宿舍门口。  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个小女孩尖细的童音: “我跟本没报这个学校,不知他们怎么把我分到这来了。”   我听了不禁一愣, 好奇地推开半掩着的门。    嘿,里面早到了好几个女孩儿,个个清纯靓丽。 说话的是个被叫做平伢子的小姑娘,个头还没长够,一双大眼睛象星星一样又明又亮,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好可爱。   原来,她们也正在议论着这所学校。    大家一见面,都是知青.  真是情投意合,相见恨晚。 快嘴快舌的玉娃子,快活又机敏。 端庄秀丽的兰兰,沉稳而睿智。 天生丽质的三毛能歌善舞。  文静的小敏儿总是带着微笑。  一下遇到了这么多好朋友, 我真是喜出望外, 恨不得把肚子里的疑团一吐为快.  这一下,寝室更是热闹的象个育满雏雉的鸟巢。

清晨, 金色的阳光洒满喧闹的校园。 从1967到1977,农学院十年的新生, 集合在一个操场上。 在这些队列中有一个三十来人的小班, 那就是我们七七级微生物班。  那个在报到处接待我的老师模样的中年男子原来是我们班的老K 同学。  班上除了平伢子尚未成年外,  还有个年仅14岁的小男孩叫羊羊, 天知道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春天里,阳光下,青春的脚步踏平了荒草荆棘,人生的新起点在这里悄悄开始了。

文革中长大的我们, 衣着朴素, 思想单纯。 如果能让你看上一眼,你怎么也不会把这一群斗大的ABC不识半麻袋的乡里伢儿, 山里娃儿与留美的博士,旅欧的专家连在一起。  我们自己也不会。  我们连大学生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时值早春二月,女生宿舍楼前的大玉兰树满树淡紫色的花蕾。  这一天,兰兰和平伢子站在窗前赏花。 突然,平伢子叫了起来: “你们快来看, 那人拿了个什么东西?” 我们全都围了过去。 只见梧桐成荫的小道上走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步履轻盈,手里抱着一个蓝色的大活页夹。  我们也看呆了。  瞧那文雅的风度!  那眼镜,那活页夹,简直就是有学问的标志。  我们谁也不近视,眼镜自然没福气戴。  “这样的大本夹我也想要一个。”不知是谁在自言自语。 “是还蛮好看。”不知是谁应了一句。 我更是忍不住了:“那我们去买一个来吧。” 这建议立刻得到了响应。  一场小雨过后,清新的空气中带着甜甜的花香。   我背上军用挎包,系紧解放鞋的鞋带,撒开飞毛腿,去武昌城找那个大本夹。  我跑遍了大街小巷。 终于在一家大型国营文具商店看到了理想的活页夹。 当我说我要买多少时,年轻的营业员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买这么多?” 我高兴地告诉他: “我是大学的新生,还有给同学代买的。” 他抬起头, 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今年刚考上的吗?” 我说:“是呀。” 这一下糟了。 店里所有的营业员和顾客全转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我。 他们想看看,文革十年后首次恢复高考, 百里挑一考取的大学生是个什么样儿。 我吓坏了,抱着多多的大活页夹,落荒而逃! 背后传来咂舌声: “这个姑娘伢儿真不简单, 别个是考上的,冇得走后门……” 我一口气跑回宿舍,一边说着我的故事, 一边掏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活页夹。姐妹们忍不住哈哈大笑,个个拿起活页夹如获致宝。 这大活页夹可不是锄头扁担,它比任何东西都气派,抱上它才象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科学的春天就这样来到了。  大街小巷的人们满怀激情地读着《哥德巴赫猜想》, 就好象冬眠的生灵听到了滚滚的春雷。  去攀科学的高峰,去摘皇冠上的明珠。 豆蔻年华的我们胸中更燃烧着火一样的热情。

微生物专业属理科,是当时取分最高的专业。 然而,除了几个文革前的老三届外,这些考上的新生大多数竟然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小学课程, 甚至没见过课本是什么样.  我们在中学学的多是“农业基础知识课”,“工业基础知识课”, 还有劳动课和政治课。  因此,开始上课时, 基础课的老师们都以飞的速度从中学的内容开始讲起。  我很快发现, 这些同学天资极佳, 接受能力惊人, 而且很用功。  解难题,论概念, 拼速度全不在话下。  很多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能把一本本厚厚的油印教材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一场考试下来,你要是得了八十几分,就算是班上差的了。 “老三届”们更是蛟龙入海, 猛虎归山。  一场化学考试开始了。  老师把考题写在黑板上,写罢顺手把粉笔头扔到黑板下的槽子里。  随着粉笔头掉进粉笔槽里的珰哴一响,身着土布黑棉袄的老张就站起来交了卷。  三十岁的老张中学毕业后回村里当了十年生产队长, 77年高考复习期间带着社员上了水利工地。  这课堂比起水利工地学习条件可好多了。  而已经教了十年书的老K懂的比老师还多,简直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到此,我不由地感叹到:“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清澈的湖水,摇曳的荷叶,高大的油松,盛开的樱花, 环境幽雅的校园陶冶着我们这群红小兵出身的大学生。 很快, 我们沉浸在一个更加五彩缤纷的世界中: 那是时刻包围着我们的微生物世界,那是构成了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一切的分子,原子的王国。  大学原来有这么好。  我们高高兴兴地奔忙于教室和实验室之间,如痴如狂地迷上了生命科学,也由衷地爱上了农学院。  课余,同学们常常结伴来到湖边,漫步在弯弯的小路上,嘻戏在习习的清风中。 就象安徒生童话里那只渡过了寒冬的丑小鸭,在这平静的湖面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映在水中的洁白的倒影。

 

我们刚上大学时中国还没改革开放, 更没走向世界。  街上很少见到外国人。 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 好象蹬月一样新鲜。 一个没有债务,没有律师,人人都有工作,个个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的国家怎能不让他们瞠目结舌!  而外国的一切,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更充满了神秘。

青年人对时代潮流敏感, 对国外的一切更充满好奇。 一天,我们全班站在楼道里等着上课 ,就有人对地上扔着的一个废纸箱发生了兴趣:“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几个人围了过去:“这是英语。” “对,象是英语。”只见那破纸箱上写着:“Keep Top Side Up, Handle with Care”“可这是什么意思?”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靠墙站着的一个高个的男生, 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东郭先生:“东郭先生, 你过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东郭先生斜了一眼地上的破纸壳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请勿倒置,小心轻放。” “啊,真棒!”同学们一片哗然。  东郭先生却还是那样默默地靠着墙站着,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其实,这点儿英语对他是小菜一碟, 他的英语能看书读报呢。  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他是在哪儿学的英语? 不是在学校,也没老师。 他是插队时在油灯下自学的。 他倒不是想出国, 只不过是靠着它熬过乡村里漫长而寂寞的寒夜罢了。  可这无意中成就了他.  都是同学,谁也不想比谁差, 大家也都暗暗重视起英语来。   很快,我们的英语学疯了,人人口袋里揣着个单词本,连上食堂排队买饭的功夫也要看上两眼。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学英语只有靠半导体收音机。 可这最能练听力。  听的人注意力必须集中,记忆力一定要好,因为无论听什么只能听一遍。   接着,我们的日常对话也变成了英语。  早上一开睁眼就是 “Good morning !” “How are you ?” 背起书包便说:“It’s time for class, lets go together .”  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也下意识地叫道:“Oh, sorry! ”  有一回,小小的平伢子端着一大盆水, 走到门口叫到:“Open the door, please!”   我站在宿舍的门旁,眼睛盯着天花板,楞在那儿想她那句英语是什么意思。  还下意识地把半掩着的门关上。  结果她的水盆撞在门上,水在大笑声中洒了一地。……  班上英语学的最象,发音最准的当推学习委员大灰狼先生。  他说的英语还带着短波的杂音呢。  也难怪, 他原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天才的口技演员。

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  初夏当半湖的荷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寂静的湖畔传来了阵阵英语歌声:“let’s start at very beginning.  It’s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 那是快乐的姑娘们在唱, 那是阳光的小伙子们在唱。  大家围坐在湖边的草坪上,越唱越开心, 越唱越起劲儿。  一旁的狮子山没听过这样的洋腔调, 峭壁学舌似地发出荡叠的回声。  山上的野花在风中使劲地挥动着, 好象忠实的fans。  仅过了几个月,我们真的可以读英语了, 我们每人都能。  我们真的会说英语了,我们个个都会。 我们读着英文的专业教材和参考书, 听着BBC 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看着英语教学片, 外面的世界磁石般吸引着我们。  曾经是戴着袖标闹翻天的红小兵, 曾经是闯荡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 披上了大学生袈裟的我们野性难收。  多想插上一对翅膀飞到更高,多想乘上一片白云飘到更远。  可那时候,我们的口袋里连一个钢蹦儿都没有。  想飞,只有猛擂功课。 擂到把TOFEL考满,擂到把GRE考绝。

春风秋雨,几度寒窗。 我们不觉真染上了几分儒雅,有人还带上了眼镜。

湖中的荷花开了四次,岸边的杨柳绿了四回。 毕业的时刻到了。 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地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女孩儿们哭着,笑着,编织着20年后再相会的情景: 那是一伙已成了领导和教授的伢儿们去机场迎接咱们班学成归国的博士和专家。  从未乘过飞机的我们幻想着奢华的迎宾场面。  并把这些疯狂的幻想恶做剧地加进去一些同学的名字,编成超越20年的“新闻报道”,并制成录音汇入全班同学的录音磁带中留做记念。 我们就这样带着狂热的理想毕业了。

 

七七级真是走运:  高考时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上学时不用交学费还发助学金;  毕业时, 除了考上研究生的之外,参加毕业分配的人全都进了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几年过去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班上的一大半同学出了国。 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法的,风风火火,你来我去, 好不热闹。  接下来, 国内,国外,各路同学奋力拼搏,捷报频传。  全班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获得了十六个博士学位和十九个硕士学位。  很多同学还完成了博士后。  同学们在国际国内著名杂志发表的文章, 取得的科研成果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不乏象DNA硫修饰,非典病毒那样的重大发现。  如今,昔日的班上同学多半成了教授和科学家。  还有人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   更有不少同学走上了显赫的领导岗位, 有的成了出色的企业家 。  勤奋的耕耘换来了果实累累,  理想的火花竟变成星光灿烂。

一年又一年, 我象夸父追日般精疲力尽地追赶着同学。  我生性好奇,总想把别人干的事儿一样样试一遍。 搞行政,做科研,出国,洗碗,功博,创业, 从南湖到南太平洋,我经历着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的人生旅程。  时间,也在忙碌中流淌着。

三十年, 三十人,三十个故事。  如今,当我站在太平洋南岸举目远眺,浩瀚的洋面一派深蓝,漫无边际。  听惊涛拍岸,看浪花涌起, 不由使人想起美丽而平静的南湖。  那荷花还当年年依旧, 而在湖边一起唱歌的伙伴们有的在这大洋的东岸,有的在大洋的西岸。  然而,无论分开多久,无论相距多远,我们班还是一个班。  分手时,连接我们的是一方方小小的邮票。 现在, 是电子信息的群发。  年复一年,班上同学常有大大小小的聚会:  在扬子江边,在香山脚下, 在塞纳河畔,或在圣路易丝。  大家一起分享着生活中的各种感受, 那份纯真的友情象陈年的美酒飘着浓浓的醇香。  我们常会回想起大学时代。 相比之下,无论什么似乎总不及它那样美的回味悠长。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